男子因胖两年内被扣1万工资

在此，从应然角度，将已大致形成共识或讨论较多的各部门法函待补充和完善之主要部分罗列如下：[48] ——宪法：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宪法和法律解释，宪法中的政策性规范，私有财产权保护。

作为保障判决的程序，理想维度是不够的，这必然要求实在来补足它。对第二个批评，他以为，儒家将政治与道德关联起来并非是一种缺陷，相反为我们超越以自我、亲戚、民族乃至人类为中心的狭隘观念提供了可能。

她认为，民主话语规范与人权规范，在倾听和被倾听的机会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实质法治观层面，实质法治观主张法治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公正的结论。在讨论中，就儒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儒学的负面影响以及儒学的现代意义等，有些与会代表提出了问题。无疑，生命伦理的问题今后将成为法哲学关注的中心。2)鉴于不同国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对人权对话应采取何种态度。

原初人际纽带的这种复杂性却被启蒙精神所抛弃了，尽管现今出现了一些改观，但仍没有超脱启蒙的理性主义偏狭。总之，走向中国社会和谐的法治之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它包括了基本权的保障、权力制衡、依法行政、权利救济等重要特征。事实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乃是自功能而言的，而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分野则是从结构而言的，只有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达到相当程度以后，这两种不同视角的社会结构组合才可能被同一视角（功能视角）的社会结构组合-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组合所取代。

这表明，在此种乡规民约下的乡民自治，事实上是一种政府所赐予的自治，而不是乡民根据相关自治法律自觉地从事的自治活动。可见，全球化乃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特别对中国这样具有自身悠久古典传统-帝国传统的国家而言，这一新气象既具有诱人之处，也具有担心之处。例如，在山东某市，当执政党的文件和国家宪法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当地政府组织村民，签订依法治家的文明公约，并且也将乡规民约纳入法的范畴，作为依法治家的重要法律根据之一。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更为深入地发展，传统的家族和家族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滞胀、阻碍等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

辈分关系事实上就是人们处理熟人世界的框架结构，一切陌生人关系经此过滤，也就成了熟人关系。通过血缘或亲缘文化关系，构织着中国乡民社会的内核。

当下中国所奉行的经济运作样式被世人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这不仅使大量的中国城市人进入到广阔的市场流通领域，而且随着城市和乡村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入发展，牵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从事商业化的市场交易活动。一、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一般性描述要对具有九亿多人口的中国乡民社会做出一般性的描述，显然是一篇小文章所力难胜任的，但必要的描述在此又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直接控制的层级进一步加强，县、乡政权机构的设立，使古典中国长期坚持的三级政权控制体系和格局被打破。这就是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

全球化是富有魔力的，但其目前在乡民社会的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人们根据这种交往规则，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和矛盾。进入 谢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市社会 乡民社会 乡规民约 。由于它经常能够实际地回答和解决乡民们所提出的问题，所以，颇受乡民欢迎，成为由官方所引导而产生的非正式经验，尽管它是官方的，但它主要是官方针对民间的实际情况而设立的。

在古代，汉族人民就总结了诸如入乡随俗、入乡问俗等生活交往的经验。总的说来，全球化是乡民社会及其乡规民约发生急剧变革的一种重要的外在力量。

但这种乡规民约往往受时事政治一类的事务影响甚大。过早地实行农耕技术和农业定居，使得汉民族安土重迁、崇宗敬祖的观念尤为浓厚，汉族最大的节日-春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家族成员隆重聚会，上以祭祀祖先、下以团结宗族的节日。

而总体倾向于市场化的改革，业已使中国在城市地区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这一外在力量也因为乡民们走向世界的内在要求而业已转化为其追求行为规范变革的内在动因。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家族法和习惯法等乡规民约是在乡民社会中内生的，而由政府主导所制定的狭义的乡规民约和政府针对乡民社会所创造的非正式经验则是由外生而转向内生的。如果在交易行为中公开违背市场交易的规则，转而求取乡民社会的规则，在最终意义上只能是市场利益的损耗和失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可以把宗族法看作是汉民族的习惯法，但问题又不如此简单，因为一个民族的习惯法一般其统一性大于、多于多样性，但在家族法中，其多样性却远远大于统一性，每个能够制定家法的大家望族，都有一套并不同于其它家的家族法，并且家族法更多地只涉及家族内效力，对家族外关系一般并不调整和辐射。可见，固有的熟人规则-各种各样的乡规民约会很好地调整相关熟人关系。

如在福建晋江一带，以回族为主的地方所订立的乡规民约就有如上特点。它是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合作和互动的产物，从而既不是官方单向度的命令，也不是民间纯粹自治地决定的结果。

因为世世代代生活在乡民社会的人们更需要的是和自身现实生活相合辙的行为规范和实践逻辑。特别是由它所到导致的数以亿计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当下的中国，被不适当地称之为民工）的出现，使得农民和市场社会中的其它主体一样，日益处于不断的流动状态，这在客观上更加促使人们对家族力量和家族法作用的看轻（当然，在主观上，由于远离故土的人们越来越浓的寻根意识，可能还会强化人们的家族观念、家族法意识，这就像远徙海外的华人们致富之后，更加怀念故乡桑梓，频频回国寻根祭祖一样，但这种情形只能是家族和家族法在人们记忆中的强化，而不是实践和行动中的强化）。

而乡规民约，则指除了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律制度之外，维系中国乡民社会生活的规则—制度系统。诱人的是：全球化使得长期处于封闭的乡民社会发生了质的转变，昔日偏僻的乡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实际的贸易活动、文化技术交流活动以及旅游活动等等，已经和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甚至和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们可以进行对话、合作和交流。

当然，还应说明的是，在有些地方，也存在着纯粹由乡民自己所订立的乡规民约，但这往往存在于要么家族势力极其强大，政府力量难以进入或者难以很好地进入的场合。另一方面，在乡民社会，乡规民约一般是要公之于众的（实际情形往往是，要么公布于一个村庄的中心地带的公报栏上，要么刊刻于水泥或石头做的标志性建筑物上），因此，其公开性是显而易见的。当市场把人们都带入到利益的关系体系中时，寻求市场的利益动机便会大大地削弱人们对固有的乡规民约的持守。聚族而居、敬祖祀天、崇尚血缘，以及以此为特征的宗法社会，大概是从古以来中国各民族共有的特征。

例如龙大轩对羌族习惯法的研究，吴大华等对苗族习惯法的研究，罗洪洋对侗族习惯法的研究，张济民等对藏族习惯法的研究等等。其二是在不少地方，特别是东、中部地区，原先的乡村小镇迅速地向小城市方向发展，从而使长期以来和土地及农业打交道的农民也很快地向市民身份转化。

自古以来，中国宗法社会中某种意义上的自治，主要是因为其自然地理的原因所导致的天高皇帝远的一种客观结果，而不是出自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自觉。正是国家力量对家族法的必要重视，在古典中国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一整套严谨的家族法体系，滋贺秀三先生的研究，表明古典中国家族法极盛的事实。

事实上，尽管此种意义的乡规民约在名称、内容等方面都采取一般乡规民约的方式表达，但其实质上更多地趋近于家族法或者习惯法，因此，并不能典型地说明我这里所讲的狭义的乡规民约。在中国，由于国土之地形的极其复杂，不同区域间的高山、大河、湖泊……分割，使得每个被分割的区域内形成相对封闭的社区系统。

因此，在中国乡村地区，经常会产生一些由政府所主导、但又被民众所接受的非正式经验。尽管在中国的媒体上，每到逢年过节时，总能看到全国各地交通拥挤、客流居高不下的状况，但昔日那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情形正在彻底改变，有大量在外做工的农民不再把春节回家过年看成是必须的道义责任和制约。这样，家族法在中国的实际影响就大大下降。要么某一乡村处地僻远，实际上形成天高皇帝远的情形，政府一旦进入便耗时费工、收效甚微的场合。

在汉族乡村地区，尽管国家法的作用要大得多，但乡民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准则，仍大体上主要由习惯法来调整。尽管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里不时地存在，但其实际控制能力相对较弱，日常地控制人们交往行为的规则，恰恰是作为小传统的地方习惯法。

这样，在实践中，乡规民约就面临着多方面尴尬。正因如此，当我们讲家族法是汉民族最重要的习惯法时，绝不意味着它在汉民族中有统一的体系，相反，它的同一性只是一个形而上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客观实存的事实。

原因何在呢？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人、财、物的流动，是劳动、资本和原、材料在流动中的结合。可以说，中国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构造及其运转，主要不是因为国家法的作用使然，而是因为其固有的民族习惯法的作用使然。